克拉玛依精卫与夸父
这地下的太阳，就是石油。
大约一亿多年前的白垩纪时，这里是一个巨大的淡水湖，栖息繁衍着乌尔禾剑龙、恐龙和其它动物。（此图源自网络）
经过两次大的地壳变动，一个巨大的淡水湖泊踪影全无，变成了间夹着砂岩和泥板岩的瀚海，地质学上称它为“戈壁台地”。
这片乐土的寄居者——乌尔禾剑龙、准噶尔翼龙以及在这里栖息繁衍的其他生物，也都一起销声匿迹。只有它们的化石，还有那些被厚重岩石包裹着的贝壳，无言地倾诉着它们曾经有过的辉煌。
只有风，成了戈壁台地的主人。
多少个世纪以来，任情任性的戈壁飓风，与被它唤来的雨，一起在准噶尔盆地这个寂寞的旷野恣意妄为。
也许它们太孤独了，在它们刻意的摩挲之下，这些戈壁地台被雕琢成了深浅不一的沟壑、城堡。塑造出了神态各异、呼之欲出的各类形体。
一只回头张望的准噶尔翼龙？
每当深夜，飓风来临之际，风迥巡穿行在被它赋予生命的各类“臣民”之中，一呼百应，众生效法，整个“城堡”之中，风声鹤唳，鬼哭狼嚎，在苍茫戈壁上演绎着一出呼唤生命的交响曲。
当地蒙古人把这儿称为“苏鲁木哈克”，哈萨克人把它称为“沙依坦克尔希”，意为“鬼山”。这，就是位于克拉玛依市乌尔禾区东南三公里处的“魔鬼城”。
正是这种特殊的地貌，孕育了丰富的石油蕴藏。
早在多年前的南北朝和隋唐时代，当地的人民便开始认识和采集、利用石油。
黑油山，位于克拉玛依东北两公里处，是克拉玛依油田的露头，因原油常年外溢结成沥青丘。据地质学家推测，约两亿年前就开始溢油，一千多年前的《魏书》就记载它原油流地数十里。（此图来自网络）
中苏合营石油公司解体后，中国开始自主探寻和开发油田。年，独山子矿务局派出钻井队奔赴黑油山。
英雄的钻井队，以石油工人的钢铁意志，在飓风、干旱、飞沙走石肆虐的旷古戈壁上，竖起了钻探石油的井架。
钻井，必须要用水，没有水，就无法开钻。而戈壁滩上，最困难的就是缺水。当时，要用骆驼从几十公里外的地方去取水。(此图来自网络）
除了要战胜恶劣的自然环境，还要应对突发事件。谁也摸不清地球的脾气。这是钻井过程中遇到的一次井喷之后，井架和石油工人们都变成了冰塔冰人。
（此图来自网络）
年10月29日，一声震耳欲聋的长鸣打破了准噶尔盆地亘古的寂静，克拉玛依一号井喷射出震惊世界的工业油流。从此，新中国有了自己开发的第一个大油田。
（此图来自网络）
这映照着石油人的“镜面”，就是地底下喷出的让无数人朝思暮想的原油。
克拉玛依油田的诞生宣告了中国“贫油时代”的结束，（此图来自网络）
掀起了全国人民支援克拉玛依的热潮。
那个时期最时髦的口号、最时髦的行动是：好儿女志在四方—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！
那时的流行歌曲是：《到边疆去》《勘探队员之歌》和《克拉玛依之歌》
那时生活条件的艰苦是现在的年轻人想像不到的。这是年克拉玛依开发初期，建设者们住的地窑。（此图来自网络）
然而，艰苦的工作，恶劣的自然条件，挡不住几万名建设者从祖国四面八方向克拉玛依汇聚。有来自玉门、延长、四川等老油矿的，有来自北京、上海等城市的青年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，更有一大批刚刚走出大中专校门的热血青年。他们怀着崇高的理想和使命感投入到克拉玛依油田的勘探和开发中。
来自内地的年轻人工余后的休息。几只口琴、几把二胡、一支笛子，在戈壁滩回响起一首激昂的青春之歌。
石油地质勘探工作条件艰苦，工作区域地形复杂，不可知的自然灾害频发不断，为了追寻地下的太阳，艰苦创业的开拓者们头顶灼灼烈日，脚踏漠漠瀚海，在天山南北寻找石油资源。
杨虎城将军的女儿杨拯陆（此图来自网络）
杨拯陆于年考入西北大学石油地质系。她知道那时国家最缺少的就是寻找资源的地质勘测人才。毕业后原本可以留在西安或者分往北京上海的，她却坚决要求分往新疆石油管理局。到了新疆后，又坚决要求分往艰苦一线的勘探队。
年9月25日，身为地质队长的杨拯陆和她的同事张广智，在三塘湖盆地进行地质普查时遭受暴风雪袭击不幸牺牲。同事们找到她时，双手深深地插在泥沙里，似乎还在奋力攀登，怀中藏着刚刚测绘的图纸资料。那年，她只有22岁。
因为饥渴、严寒、酷暑、风暴和野兽、洪水、泥石流等自然灾害，几年间先后就有九位地质勘探技术人员献出了年轻宝贵的生命。
恶劣的工作环境吞噬了他们年轻宝贵的生命，却摧毁不了他们坚定的信念、磨灭不了他们坚强的意志。
地质队员们前赴后继，在他们的身后，留下了那一片灿烂的邓林，响彻着精卫鸟不屈的叫声。
写到这里，不由想起杨叔叔。
杨叔也是那个时代毕业于北京石油学院。因为品学兼优，原本是分配在北京的。宣布毕业分配名单时，一位被分配到新疆石油管理局的女同学，当场崩溃大哭。杨叔毅然和那女生对调，结果是那女生留在了北京，而杨叔，响应祖国的号召，满怀豪情地来到了新疆。
杨叔初来新疆时，是在独山子。那时，我的父母经常出差，就把我们托付给杨叔叔。杨叔自己也是位刚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，却很细心地照顾我们兄妹三个的起居和饮食。
若干年后，我去“接受再教育”，杨叔叔还亲手给我做了一只木箱子，这只箱子陪伴我度过了那段艰苦的岁月。
七十年代的克拉玛依。（此图来自网络）
道路两旁已经出现了树木，戈壁滩上有了绿意。
那时的我分配在克拉玛依机械厂工作。每逢周末，狂风必然如约而来，飞沙走石，飓风呼啸，不得不外出时，一定要用一张纱巾把头脸全部蒙住，否则睁不开眼，口鼻中都会灌进沙子。
杨叔叔那时已经是新疆石油管理局油建处的总工程师了。每逢周日（那时可是每周休息一天哦），杨叔便骑着一辆破自行车来机械厂职工宿舍接我，去他家度过温馨的一天。
杨叔叔原籍陕西。来新疆工作后，从老家娶了一位女子做了妻子，就是杨婶。杨婶身材高挑，面目清秀，不善言语，性格善良敦厚。而最大的特点，就是吃苦耐劳。他们养育了四个男孩儿。
那时的油田，凡属技术含量低，又脏又累的活儿，大都是所谓的“老家属“在干。这些“老家属”，除了承担生儿育女和繁重的家务，让丈夫能够放心工作外，还要设法找些活儿，以补贴家用。而她们的待遇却是最低的。那时，除了低微的工资外，既没有退休待遇，也没有劳保和医保。
年轻的“老家属”们正在碎石机旁工作。（此图来自网络）
挖水渠的“老家属”们。（此图来自网络）
记忆中，杨婶经常是拖着疲惫的身躯从工地回来，卸下那一双破烂的沾满了铁锈的手套，便去生火做饭。她的工作是用铁刷子去除钢管上的锈迹。
杨叔虽然已是总工程师了，却是家徒四壁，木板床上铺的是老家带来的自己织染的土布。几个孩子都是一副营养不良的状态。
如果仅仅是养家，杨叔的工资应该是够用了。可杨叔老家还有几位老人：双方的父母亲，还有杨叔的爷爷奶奶，都靠杨叔负担，杨叔对老人非常孝顺，经济上的窘迫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又是一个星期天，那天杨叔没来接我，为了让杨叔少跑路，我干脆自己去他家。
杨婶说，他去打柴了。我便去后山迎他。老远看见杨叔瘦小的身躯，骑着那辆破旧的自行车，在戈壁滩的崎岖小路上颠簸，身后驮着一捆柴。他们做饭的炉灶是杨叔自己砌的，烧的是戈壁滩上的梭梭柴，这，应该是为了节约买煤的开支。
杨叔肯定是又累又饿，进家后便坐在低矮的小桌旁，杨婶忙着给他端来几个馒头，杨叔拿起一个，两口就塞进了肚里。接着，杨叔掰开一个馒头，从杨婶炒菜的地方舀了一大块猪油，涂在馒头上，直接塞进了嘴里。我看得目瞪口呆。身体所需的营养缺乏到什么程度，才会拿猪油这样吃？
这样一位优秀的知识分子，承担着这么繁重的工作，却连最基本的营养都保证不了。
后来，杨叔成为油田建设公司的总经理，家中最奢侈的是一部电话，那是工作需要，其他照旧。组织上虽然给换了套新房，也仅仅是原来的旧家具换了个地方，家里更加显得空空荡荡。
杨叔依然是笑呵呵的；杨婶依然是默默地做她的“家属工“。尽管有不少“老家属”经过“找关系、开后门”转正成为了正式工，这原本也是她们应得的。
杨叔叔待别人都是慷慨大度；对自己，却是两袖清风，洁身自好。
这，就是那个时代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共性。他们对国家的贡献是赤诚无私的，个人的待遇总是抛在脑后。
在克拉玛依工作几年后我调往别处。这是年我回克拉玛依，去看望杨叔杨婶时所拍。这时，他们俩都“发福”了，生活待遇应该有所改善。
可是，没过几年，杨叔叔却患病离世。
年，杨婶在被病痛折磨几年后，也撒手西去。
唱着“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“的热血青年，已是所剩无几。
一个时代结束了。
半个多世纪过去了，沧海桑田，已不再是当年。
只有两亿年前就汩汩溢淌着原油、天然气，至今仍在一往情深地吐露着芬芳的黑油山，和山顶上那高耸的石碑，见证着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独立开发这座大油田的豪迈和艰辛；
见证着这座石油城的勘探、开发和建设者们为了摘掉祖国“贫油国”的帽子，在种种恶劣的自然条件下所付出的高昂代价乃至年轻而宝贵的生命；
见证着这儿曾经发生过的和正在发生着的感天动地的故事。
克拉玛依，是共和国的英雄。
克拉玛依，一代人的记忆和骄傲。
（敬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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